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中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军大举增援后，国民党政府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参战。但它的基本方针仍然是求和。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第十九路军

       经过英、美等国的调停，南京政府于5月5日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暂驻“若干”军队。

　　1932年5月6日，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反对对日屈辱协定。5月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反对《淞沪停战协定》。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并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虽然肯定了“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功”，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是“开辟了战争史中的新纪元”，但又认为在执行“国际路线”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反对“游击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其战略部署是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万军队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同时以10万多军队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到鄂豫皖的张国焘和派到湘鄂西的夏曦，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大搞错误的“肃反”，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使得战斗在这两个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三军(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而成)先后退出原有根据地。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时的红一军团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这时，红一方面军兵力7万余人。苏区中央局连续致电前线，要求主动出击，攻占城市。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与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在1933年2、3月间，经黄陂、草台岗两次伏击，共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俘敌1万余人，打破了第四次“围剿”，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