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大会回顾了二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过，肯定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党同国民党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大会文件指出，国民党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既要在实际斗争中和发展组织方面帮助国民党，又要坚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

      大会研究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相结合的关系，强调在民族运动中力争工人运动的独立及进展，以取得领导地位，并使民族运动充分地革命化。为此，工人阶级就必须有强固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组织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区别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办法，并指出要同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作斗争。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这次大会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或者是把所有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原则区别;或者是无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营垒中的活动，放弃无产阶级同它争夺领导权的任务。大会对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缺乏正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中共“四大”原址在上海市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当年的房屋已于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战火。2006年，虹口区在多伦路215号建立了186平方米的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异地重建的中共“四大”纪念馆，一方面弥补了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规模较小的遗憾，另一方面还弥补了建国前在国内召开的6次代表大会唯有“四大”没有建立正式纪念馆的遗憾。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